Empty Title

村廟的教育價值

引言大綱[1]

李錦旭[2] ｜ 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系所

一、村廟在台灣早期教育中的地位

台灣各地遍存各種地域層次的宗教組織與活動，村庄有「庄廟」，主導庄內例行的祭典活動。較大的村庄，內部會分成更小的單位，叫做角頭或部落，它們有時會另建「角頭廟」。而清朝時期各庄社為了防衛，常聯庄共防，為了表示互信，常以共同建廟、共同祭祀來連結彼此的感情，而有所謂「聯庄廟」的產生（林美容，2008：11）。

清朝時期，台灣的廟宇兼用於教學者頗多。因此，日本領台後，在設國語傳習所時，借用寺廟上課的很多。日本治台其間，學堂（書房[3]）與義塾（義學[4]）一直是民間傳承漢文化以及蘊育抗日意識的重要場所。學堂為私人性質，常借廟宇廂房上課；義塾有官辦民辦兩種，民辦者也常借廟宇廂房上課（杜武志，1997：289-290；張鐸嚴，2005：221-222）。各種社會教育，如：宣講聖諭、宣講善書、講古等，也常利用寺廟舉行（王啟宗，1994：6-8）。

學堂學生多於7、8歲時入學，修讀年數依各人需要，亦有長達十年以上者。其教材多為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，年紀稍長或秀異者，則研習《童子尺牘》、《唐詩》、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等。義塾旨在免費提供貧寒子弟啟蒙教育，學生年齡多介於6-17歲，課程內容與學堂類似（張鐸嚴，2005：221-222）。

日本治台之初，全台學堂數1707所、學生29941人。日本政府於1896年始設國語傳習所，1898年改稱公學校，加上採用各種方法箝制學堂，學堂乃漸趨減少，1924年剩下129所、學生5137人，1940年則剩下17所、學生996人，1941年台灣總督府下令全面禁止學堂（張鐸嚴，2005：225-226；汪知亭，1978：48；Tsurumi, 1977：209）。

不過，安南區於1916年始設安順公學校，距離日本在台始設公學校，晚了20年，村廟的教育功能，益顯重要。這就誠如台灣第一位教育博士林茂生（1929：140）所說的：「在小地方必定有『書房』，因為在未設立學校的山間僻地，它們具有真實的價值。」

因此，村廟在台灣早期教育中的地位，主要是利用其廂房作為學堂（書房）和義塾（義學）之用，在正式教育不發達的年代裡，發揮啟蒙、敦品勵學和準備考試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透過其各種儀式和圖騰，扮演教忠教孝的社會教育功能。因此，可以說，村廟是民間最基層的教育單位，與人民的關係最直接，帶有啟蒙和義助的精神。

那麼，村廟在義務教育普及、甚至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後，其教育角色又如何、可如何呢？

二、現代國家壓抑下的村廟教育

三、村廟的現代教育價值

經查《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》和《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》，有關村廟教育的文獻非常少，其中絕大部分從鄉土教育的角度來探討。而將村廟置入「宗教」範疇來考察，有關的文獻則多了很多。其中主要的探討主題是：政教關係、宗教教育、生命教育、道德教育。

（一）宗教教育

（二）道德教育

（三）生命教育

（四）鄉土教育

（五）社區教育

（六）成人教育

（七）公民教育

四、村廟作為社會－教育批判的可能性：代結語

公共宗教（public religion）：

指宗教在保持政教分離的原則下，在公民社會中基於社會關懷而參與公共事務的角色和作為。宗教在現代的公民社會中應可積極扮演「公益」角色，這種角色不是指宗教在公共場域中論辯信仰的真假優劣，也不是宗教傳統的慈善活動，而是宗教以公民社會的成員的身份，參與對社會正義、對人權、對公民權等現代民主社會文化的形塑，甚至還可以包含對政治體系的監督等，這是宗教由下而上參與的民主過程。

有關資料：

小山一乘（1991）。日本宗教之分析與教育。臺灣教育，483，46-49。

王啟宗（1987）。臺灣的書院。臺中市：臺灣省政府新聞處。

王啟宗（1994）。臺灣的傳統教育。臺北市：臺灣史蹟源流研習會。

王煥琛（1997）。「宗教教育」問題之研討。臺灣教育，557，2-11。

田博堯（2003）。從宗教和教育的互動論美、英、荷的政教關係。白沙人文社會學報，2，115-139。

甘滿堂（2007）。村廟與社區公共生活。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

汪知亭（1978）。台灣教育史料新編。臺北市：商務。

杜武志（1997）。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。臺北縣：台北縣立文化中心。

吳文星（1978）。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。思與言，16（3），62-89。

吳文星（1988）。日據時期台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。思與言，26（1），101-108。

吳茂成（主編）（2008）。大廟興學‧十問。台南市：台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。

吳茂成（2008）。村廟如何成為社區教育中心之探究：以台江《大廟興學》為例。發表於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主辦的「2008第四屆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」，10月17日於屏東教育大學。

邱兆偉（1991）。中國宗教與教育。臺灣教育，483，40-45。

林玉体（2003）。台灣教育史。臺北市：文景。

林月琴（1994）。從宗教與教育的關係論宗教的教育價值。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，2，93-104。

林美容（2000）。鄉土史與村庄史：人類學者看地方。臺北市：台原。

林美容（2008）。祭祀圈與地方社會。臺北縣：博揚。

林茂生（1929；林詠梅譯，2000）。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：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。臺北市：新自然。

胡文怡（2000）。清代臺灣廟學初探。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，7，9-21。

姚運標（2006）。美國公共教育中的宗教問題研究。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。

徐南號（主編）（1993）。台灣教育史。臺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
孫準植（1993）。清代臺灣之義學。國史館館刊，15，27-44。

許雪姬（總策畫）（2004）。臺灣歷史辭典（含附錄）。台北市：文建會。

張瑛純（2007）。寺廟在鄉土教育上的意義：以唭哩岸慈生宮為例。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，60（4），83-96。

張鐸嚴（2005）。台灣教育發展史。臺北縣：國立空中大學。

陳建榮、黃隆民（2004）。我國國民教育階段「宗教與學校教育分際」現況的評析。臺中師院學報，18（1），41-60。

陳迺臣（1988/1997）。宗教的教育價值。臺北市：大地。

陳奮雄（2006）。日治時期臺南市的書房教育。文史薈刊，復刊8，180-195。

彭煥勝（主編）（2009）。台灣教育史。高雄市：麗文。

葉憲峻（2004）。清代臺灣的社學與義學。臺中師院學報，18（2），45-69。

鄭  崧（2008）。國家、教會與學校教育：法國教育制度世俗化研究（從舊制度到1905年）。上海：學林出版社。

鄭志明（2001）。教育的「聖俗」問題。鵝湖，26（9），29-39。

鄭淑娥（2004）。美國公立學校教育之政教分離。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。

歐陽教（1992）。宗教與教育的關係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，34，33-42。

謝  凡（1991）。亞洲的宗教與教育：瞻望「富教育性的宗教且富宗教性的教育」。臺灣教育，483，3-7。

謝  凡（1997）。展望「富教育性的宗教」推行「富宗教性的教育」。臺灣教育，557，22-28。

Illich, Ivan（1971；吳康寧譯，1992）。非學校化社會。臺北市：桂冠。

Tsurumi, E. Patricia（1977；林正芳譯，1999）。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。宜蘭市：仰山文教基金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