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江廟口文化沙龍(待續版)   教改與社大的一些想法
主講：黃武雄
時間：2016/07/06
地點：海尾朝皇宮

一丶
這次南下，茂成找我來朝皇宮，是希望我談談幾十年來教育改革，和社區大學的緣起、以及背後的思想與價值。

很高興來到台江，昨天在陳世興古宅的座談會上，我已經談了很多關於千里步道、農村調查、和早期我參與教育改革的一些經過。今天的演講，就當作昨天討論的續集，因為両者是有關連的。但沒聽到昨天的，也無妨。

這次來台江之前，我對台江的認識，可以說一無所知，這兩天請茂成與朝成幫我惡補，學了很多，也有很深的感觸。茂成跟我說明，這些年他們辛苦辦「大廟興學」的過程，以及他自己背後的思維，我很受感動，也很受啟發。他們的思維與行動剛好呼應了社區大學運動的精神。

台灣在1987年解嚴。過去近四十年的戒嚴，使台灣變成一個封閉的社會。1960年代初期，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，大家都感嘆台灣是文化沙漠，因為沒有出版自由、沒有言論自由。戒嚴使台灣和世界隔絕，變得封閉。戒嚴禁止人民參與公共事務，禁止人民參與社會，統治者透過龐大的國家機器，壟斷言論與思想。台灣的學校、知識界，也因此和台灣的真實社會脫離關係。

有人會說，都已經解嚴快三十年了，為什麼還要談戒嚴時期的事。但今天的社會，是過去的社會演變過來的，今天的人才，是過去的教育培養出來的。歷史不就是這樣嗎？鑑往知來，不就是這個意思嗎？今天我們怎麼想問題、怎麼看問題，都與過去有關。不回到過去，就是去脈絡化，無法了解現在，也無法望向未來。

其實幾十年來社會的變化是連續的，當時的問題，至今改變有限。比如說教育與真實世界的斷層。

大家想想，你從進入小學開始，是不是就是脫離真實社會的開始，學校裡所教的東西，與台灣社會幾乎沒有一點關係。在學校裏你要乖乖聽老師的話，聽老師教課，然後你被迫寫很多作業，語文、數學、公民、甚至歷史、地理，…但這些與你生長的地方關係微乎其微，甚至沒有關係，與你個人的過去，也沒有關係。

 

這個現象近年才開始有些改變，但改變的幅度還是很少，就在一年多前，還為了歷史課綱的問題引發中學生抗爭，不到二十歲的林冠華為此付出了他最最珍貴的、年輕的生命，令人非常痛心。

學校教育使孩子與台灣的真實社會脫節，這是台灣教育的大問題。在一代代知識分子的眼中，台灣真實的社會消失了，人們看不到養育自己的土地。

注意今天台灣的社會正掌握在五、六十歲這代菁英的手中。可是這代人是在這樣脫離於真實社會的教育中長大的。這幾十年來台灣社會的問題層出不窮，不是與這樣的教育有關嗎？

當然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，是為了引領孩子進入文明社會。文明的特徵是抽象，抽象的概念表現在教材中，因此學校教育難免會與現實生活有些脫節。

但台灣相對於其他國家，脫節的問題尤其嚴重，原因來自統治者的屬性，與長期戒嚴的結果。

這幾天我和茂成說，在西方，知識份子與民間社會之間沒有如此明顯的鴻溝。比如說天主教，天主教是許多基督教國家的民間信仰，但天主教有很多知識份子參與，多數神父是知識分子。

相對的，在台灣，與民間結合最深的廟宇，很少有知識份子參與。

茂成與台南社大台江分校的同仁，這十多年來，在台江經營的大廟興學，就是要把知識份子帶進民間信仰的廟宇，這在台灣是開創性的工作。

二丶
人類的重要知識，因為涉及普遍性，形式必然抽象，但抽象並非脫離現實世界，並非無關乎現實世界。正好相反，人是從活生生的現實世界，從人類不同時空的經驗，抽離出有代表性的、關鍵性的東西，把它概念化、普遍化、系統化；然後在抽象世界操作運思，生產新知識；然後回到現實世界去檢證、去修正、去利用；然後再抽象、再操作、再運思、再生産、再修正、再利用。

知識與現實世界是這樣不斷辯證，才越挖越深，也越能够描寫世界的真實，回饋於現實世界。

可是我們在學校傳授的知識，浮離於這個真實的社會之上，這是我們教育的大問題。

我看到這兩個大問題，第一個問題是「對外」：幾十年來台灣對外，變成一個封閉性的社會，和世界隔閡。

第二個問題是「往下」，台灣菁英社會沒有往下紮根，台灣的「讀書仔」失去了草根性。

半個世紀以來，統治者很清楚，如果譲知識份子走入民間，統治者很容易失去控制，所以刻意讓教育脫離真實的社會。有幾十年，即使是為了滿足青年學生淑世的熱情，而提供各種社會服務的機會，像是農村服務、山地服務、⋯，還是統由救國團包辦，以便掌控。

自1987年解嚴之後，我就開始思考這件事，要怎麼讓我們的社會進行一種新的改革，一種全面性社會學習的改革。

先談學校教育，人學習東西，要先有問題意識，心中有了問題，一面探討、一面學習。這樣學到的東西才會留下在心中，變成自己的一部份，然後在學習與探討的過程中又產生新的問題，這樣一層層的進展，人便會進步得很快。

另外，問題最好是學習者自己引發的，不然也要與自己週遭的世界連結。

三、
1984年我去加州。姐姐在一所小學教書，外甥14歲，八年級。他忙著在做訪問、寫報告、密集討論。他們幾個學生一起討論，所提出的問題，是為了要了解1972年尼克森水門事件。

於是他們追查事件的前因後果，並訪問學校内外與社區人士，了解十幾年前上一代人如何看待對這個事件。從這裡他們學到民主法治的精神，一個掌握世界最大權力的美國總統，即使不是他親自找人去竊聽政敵的談話，只因為他為了掩飾竊聽，說了謊，就是天大的罪過。

另一個學生們自己提過，並曾經探討過的問題，則是：1970年代重視人權的幾個反歧視法案為什麼會通過？

這樣的歷史教育從問題出發，由學習者去拚湊出歷史圖像，而且這些問題又與他生活的世界息息相關。

當他們探討1970年的人權法案時，他們必須先摸索什麼是人權，發掘學習者與人權的関連是什麼？在探討的過程中，他們首度注意人權與公共空間的關係：例如他們注意到：依人權法案：一個商家，便是一個公共空間，店主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膚色，而拒絕他走進自己的店

裡，拒絕為他服務。

同時他們問：歷史怎麼看待人權？1960年代的歧視人權，如何進步到1970年代的保障人權。関鍵是什麼？是宗教？是觀念躍進？還是人民的抗爭？

相對的，在台灣，我當學生的時候，學校教的歷史是從中國的三皇五帝夏商周，一路讀下來，讀到宋元明清，中華民國成立，北伐抗日國民政府撤退來台。完了。

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，這一百年來發生的事，全被省略。這與學生的經驗世界脫節，也沒有問題意識。這一、二十年來，歷史教材是有了進步。但歷史教育仍然有待改進。

這件事看來已經慢慢過去，可是它負面的影響力正如日中天，因為當今掌權的社會中堅，正是在那種歷史教育中長大，那種與真實社會脫節的、去脈絡化的歷史教育。

四、
最近我認識了一個可愛的小孩，才七、八歲，還讀小二。他有很多想法，人很特別又很聰明，他在學校，意見很多。其實每一個小孩的意見，本來就很多，每一個小孩也都很特別很聰明，有很多想法，只因後來被壓抑，才變得乖乖的、變得很聽話。這個小二生還沒有被壓抑，他不斷想要發表東西，老師覺得他很麻煩，不要讓他說話，就罰他整天戴口罩，不能說話。然後每次罰他，罰他抄課本、把課本的東西背下來，讓他很痛苦。有一天他說了一句話：

「全世界都是課本，但是課本不是全世界。」

因為有朋友在臉書上轉述他這句話，我才注意到他、認識了他。他這句話講得很有道理，在學校受教育，本來就是為了解這個世界，但是我們把學校的教材從真實世界抽離出來，隔離於真實世界之上。

竟然是這個小二生看到了這個破綻。

記得《國王的新衣》那個童話故事嗎？這個小二生，正是指出國王沒穿衣服的那個小孩。

五、
現在我開始來談社區大學運動。1987台灣解除戒嚴，我認為台灣應該進入全面學習的階段，要打破封閉，同時要縫合專業與專業之間的鴻溝，填補知識階層與真實社會的斷層。

換句話說，一方面人必須和自己的過去連結在一起，必須和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連結在一起；另一方面台灣人要走向世界，台灣不能停留在封閉的社會，必須了解世界，拓展視野。

1989年，尤清當選台北縣縣長。台大物理系的同事張國龍
為了要幫尤清進行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，答應尤淸離開台大的教職，去縣政府當機要秘書。張教授後來也當過扁政府環保署長。他是一個人格高尚，理想高遠的人。由於他的引介，我加入台北縣政府教育改革的一些工作，並提案建議台北縣政府開始設立社區大學，利用夜間及假日藉國中的教室上課。但當時時機不成熟，我得到的支持非常有限。

到了1997年底，我寫了一篇文章，標題是《深化民主，發展新文化》，在中國時報發表。政大社會系教授顧忠華，與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唐光華，讀到文章之後來找我。他們知道那時我身體還很不好。

我在1994年罹患肝癌末期，並擴散到肺部，密密麻麻，在両肺分佈一、二十個腫塊。當時幾位不同醫院的醫生共同的結論是：我存活的時間，只有三個月到六個月。之後我奇蹟似地活過來了，可身體還是不好。到1998年初，顧教授與唐副總編來找我時說：「黃老師，這樣好了，你把你的想法告訴我們，我們去進行，去推動。」

這時我提了三個概念，三個根植於我們意識中的概念，希望透過全面學習，深入反思。

這三個概念是：
集體主義，
擴張主義，
神秘主義。

剛剛説過，我們有両個重要的斷層要縫合：一方面要拓展台灣與世界的關係，另一方面要往下扎根進入台灣社會。但缝合的基礎是什麼？我們要發展出什麼來縫合，使我們的社會改變？

首先要面對的，是我們自己的意識型態。我們的意識型態，引導我們，形塑我們的社會國家。糟糕的是我們對這些意識型態，一般來說，是沒有自覺的。因為沒有自覺，所以不經辯證，便自以為是，影響非常鉅大。

但社區大學不應該直接把這三個主義，這三個意識型態提到枱面上來撻伐。這樣做是不對的，而且流弊很多。會產生「政治正確」的流弊，無法對這些潛藏在我們心中的意識，認真檢視。

在社區大學，我們只能從閲讀、討論與不斷辯證，去重新了解世界，因重新了解世界，自然修正我們自己的意識型態，形塑出屬於每一個人自己的世界觀。

不同的世界觀，很難說這是對的，那是錯的。但每一個人的世界觀，必須來自他認識「真實的世界」，而不是沒有自覺的、不經辯證的接受既定的、被別人灌輸的世界觀，例如普遍流行的、處處潛藏在我們文化中的集體主義、擴張主義與神秘主義，對我們絶大部分的人來說，就是未經辯證、人云亦云的世界觀。

社區大學的任務，便是譲人透過真實的了解世界，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。而且人的世界觀也不一定是一成不變的，至少在價值觀的層次上，一生必須不斷的、自覺的，由自己建構與解構。

這就是人的成長，一輩子不斷的成長。

所謂人的「成長」，不是一般人所想的學習活動：學學繪畫音樂，讀讀書，討論人生的意義，就是成長。

這些學習只是媒介，「成長」是不斷認識世界，並藉此檢視自己，漸漸建構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，然後解構、再建構與再解構⋯。

六、
首先我們談集體主義。漢文化一直潛藏很深層的集體意識，個人在集體中的位置微不足道。集體的利益遠在於個人之上。

個人在社會中生活，社會集體的利益大於個人的利益，這聽來也不無道理。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，社會有種種重要的東西需要大家去合作，個人無法完全超脫於社會之外，個人不能什麼都我行我素。

在某些層面，這是對的，但「人的本身便是目的」，社會國家不能假藉集體利益之名，剝奪個人的判斷與自由，剝奪個人的幸福。

集體是有惰性的，而且有巨大的權力在運作，尤其有龐大的公共資源在分配給A，不給B的時候。集體主義支配下的社會經常隔一段時候就會腐敗。必需靠個人超越集體控制的前瞻性思考，把它回餽給社會，修正社會，社會才會不斷更生，社會的利益才會符合成員所需。

個人必須擁有自由，才能有前瞻性的獨立思考與判斷，回饋給社會。同時，這樣的社會，才會有創造力，才會進步富足，人人才會幸福快樂。

但集體意識並不單純，人要自由，要獨立判斷，其實是很辛苦的。人慢慢長大後，集體意識潛入心底，集體變成一種依賴，變成人的安全感依附之所。因為與別人相同，我就不用再為自己的想法奮鬥，異議者總是十分辛苦。反過來對於多數人的主流說法，我只要面露微笑、不斷點頭，這樣最省事。

但大家都一起媚俗，一起向集體，向主流靠攏之後，人就變得平庸，社會也失去創造力。甚且會帶來很大的災難。

教育與社會的功能經常是「馴化」，教育者號稱的「社會化」，基本上就是馴化，就是磨平人獨立判斷的精神。由於被馴化，通常人原始的創造力也消失了。「獨立思考」尤其在東方的教育與社會，並不被鼓勵。

這些年網路興起，大家開始注意到創造力可發展經濟，於是也談起創新，甚至有人開辦「創意教室」，教人家「創造力」。可是人的創造力怎麼教？

誰都不知道創造力能怎麼教。

想想看，創造力如果可以學習，那就不是創造力了。

本來毎一個人天生都很有創造力，是我們的教育，從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到社會教育，把人最珍貴的創造力壓抑下去，為了要馴化。

現在大家都失去了創造力，才開始要教創造力。這很可笑吧？

可是更可笑的是，一大堆沒有創造力的人在教人家創造力。

七、
台灣的主流文化是漢文化，雖然比較有創造力的族群，是原住民。漢文化在漢朝為了便於統治「罷黜百家、獨尊孔子」之後，春秋戰國百花齊放的文化就萎縮了。儒家所提出的五倫，重視的是「差序格局」，人關懷的對象，是分層次的，甚至是有歧視的。由近而遠，由親而疏，是有強烈排外性的。這樣排序下的社會，方便天朝的統治。

這樣的排序文化本身就沒有一種更生的、創造的力量。一個國家、一個社會想要強起來，想要有新的元素，需要從內部不斷產生更生的力量。可是差序格局所規範的社會是講求安定，不容許異議。

集體主義長期籠罩在漢人社會，安定社會必須靠愚民才能長久維繫。所以漢文化長大的人，創造力很低，想像力很弱，原創力從來不被這樣的社會鼓勵。

這三、四十年來，台灣也開始在鼓勵創新，但創新是為了做出一些新產品，多賺錢，與原創力是兩回事。

八、
有時與大學的同事們聊天，我說，今天我們在大學裡教的東西，從科學、文學藝術、到社會科學，重要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西方創造出來的知識，只有少部分是我們自己弄出來的。

但你想想，我們一輩子用多少時間在讀書、在做研究？我們自小用絶大部分的時間，努力在讀書、在做功課、在準備考試。這同時，外國的小孩大部分時間卻在玩、在討論問題、在打球、在跳舞、在表演戲劇。

但有一天，長大了，他們所做的東西比我們重要，我們又努力在學會他們做出來的東西，並拿來教給我們的下一代。同時，我們要付給他們很多錢，為了要買智慧財產權。這不是很諷刺嗎？

問題出在哪裡？是我們台灣人比較笨嗎？我們用的時間與心力大過西方人，但我們的學術產值相對來講遠遠低落。

原因是什麼？原因是我們的創造力、想像力太弱。因為整個集體主義籠罩在我們社會的每個角落，控制我們的意識，我們只是集體秩序的一個棋子。這是我們這個社會文化，無法不斷往上提升最重要原因，

集體主義的問題很多，創造力被壓抑只是其中之一。集體主義更直接的危害是造成排外，多少窮兵黷武、血流成河的戰爭，是因民族的集體主義。

這種觀念的為害，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還是籠罩在両岸。

九、
對於現代化的過程，可以看看日本與俄羅斯。俄羅斯經歷從舊時代到新時代，沙皇本身支持現代化的想法，尤其亞歷山大三世，偏向和平榮景，當然仍然維持專制政體。十九世紀俄羅斯的詩人小說家，像普希金、托爾斯泰、屠格涅夫⋯，都努力探討俄羅斯文化本身到底出了什麼錯。

俄羅斯人在富國強兵的同時，曾經面對自己的文化，批判自己的文化，最後得到了真正俄羅斯文化中的精隨，這很重要。

日本也是一樣，很多人在明治維新過程中，曾真誠面對、批判自己的文化，最後才從面對與批判中，脫胎換骨。

你說日本人有保持他們的文化？「有啊！」你去日本看，為什麼他們這麼多東西，都可以保留得這麼好，這是他們面對、批判自己文化的結果。

不要覺得批判是壞事，所謂的批判就是你真誠地去知道事情，什麼是好的，什麼是不好的，然後重新去整理，找出一些新的出路。

但我們漢文化沒經過這種脫胎換骨的改變，我們有百日維新，不過一下子就結束，六君子被斬頭了。接下來五四運動蔚為風潮，但基本上還是政治運動，沒有深入，轉化成文化運動。

漢文化的社會，沒有真正去面對自己的文化，批判自己的文化，所以我們無法再生。今天我們深受其苦。

先不講俄羅斯或日本，我們沒有經過西方，比如說十七世紀啟蒙時期，「理性、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的探索與辯證。我們的知識菁英從來沒有好好思考過這些問題，只是拼命讀書考試，拼命尋求標準答案。

集體主義至今仍植根在我們的文化裡盤根錯節，這是我們要認真去面對的問題。也是經營社區大學要大家共同去探索、去檢視的問題。

十、（待續）